近日，公安部、中央政法委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教育部、民政部、司法部等多部門聯合印發《關于加強家庭暴力告誡制度貫徹實施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。該《意見》共24條，采取條款式結構，對告誡制度的實體和程序規范、告誡制度與相關制度的銜接、告誡制度的具體實施等分別作出了明確規定。（新華社12月9日）
在我國反家暴立法中，告誡制度的設計，絕對稱得上是濃墨重彩的一筆。2016年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規定，“家庭暴力情節較輕，依法不給予治安管理處罰的，由公安機關對加害人給予批評教育或者出具告誡書”，“告誡書應當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、家庭暴力的事實陳述、禁止加害人實施家庭暴力等內容”。實踐中，職能部門綜合運用包括告誡制度在內的措施，有效推動了反家庭暴力工作。僅2023年，全國公安機關便出具告誡書9.8萬份，這一數據凸顯了告誡制度在預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上的突出作用。
現實中，告誡制度堪稱反家庭暴力的一柄利劍，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。翻看我國的反家庭暴力法，其中關于告誡制度的條款，主要是第16條和第17條。前一條明確了出具告誡書的適用條件以及告誡書的內容，后一條則明確了告誡書的送達程序以及保障措施。不到200字的法律條款，雖然搭建起了告誡制度的基本輪廓，但過于凝練抽象，并不利于職能部門具體把握。在有關報道中，有專家指出，各地告誡書的適用情形、出具時限、跟蹤回訪等要求不一致，造成告誡制度執行地區差異較大。
解決這一問題，不能把重心都放在修訂立法上。屬于國家立法層面的法律，本來就帶有抽象性，不宜面面俱到、包羅萬象。就算可以通過立法來解決，因為程序復雜嚴格，也很難在較短時間內實現法律“更新換代”。這次，多部門聯合印發的《意見》，屬于職能部門共同出臺規范性文件，這一形式雖然在效力上不如法律，但也有不可忽視的優點。
比如，《意見》更加具體，操作性更強。《意見》采取條款式“準立法”結構，將反家庭暴力法中的兩條法律，擴充至24條，在法律確定的告誡制度“地基”上，又完善了“四梁八柱”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意見》甚至對家庭暴力告誡書的樣式、內容作出規范，并將有關法律條款摘錄附注。
審視《意見》，最大的亮點，還是明確證據標準。對于反家庭暴力，現實中社會關注度集中、也是詬病比較多的一個問題，便是“認定難”。客觀上講，家庭暴力多發生于封閉區域，很少有目擊證人，舉證環節過于薄弱。《意見》的有力突破在于，既明確公安機關認定家庭暴力事實的基本證據條件，又規定了公安機關認定家庭暴力事實可以適用的8種輔證類型，兩者相互銜接對應，降低了舉證難度，更容易發揮告誡制度的干預作用，保護弱勢一方不受加害者的暴力荼毒。
反家庭暴力，需要不斷擦亮法律利劍。從出臺反家庭暴力法，到這次出臺的《意見》，反家庭暴力的制度體系愈加健全，而暴力侵害空間則一再壓縮，由此將惠及千萬家庭，給弱勢者以法治的溫暖。（劉婷婷）
（責任編輯：梁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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